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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中国乒羽提前嗅到春天到来的气息

2009-09-26 12:53:32 来源: 南方都市报(广州) 跟贴 0 手机看新闻

南方都市报9月26日报道 庾耀东,58岁,1965年进入广东省羽毛球集训队,1972年入选国家队。1978年获第一届曼谷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男单和男双(与侯加昌合作)冠军,系新中国第一个羽毛球男子单打世界冠军,同时也是1979年第二届世界羽毛球锦标赛中国队获男团冠军时的主力成员。曾获国家体育运动荣誉奖章,并被记二等功两次。


那年代他印象最深的一句体育口号: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那时候队里也没什么装备,球拍是侯加昌从海外带回来的,没有球,但球又是易耗品,都是侯加昌自己出钱去买。还有营养品,是他香港的亲戚邮寄过来的。

1970年代初期,中国仍处在“文革”混乱时期,体育战线也不例外。

惟独小球提前嗅到春天到来的气息。

1970年,国家出于拓展外交渠道的需要,首先恢复了乒乓球队的正常训练。次年春,中国乒乓球代表团一行60人出席了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乒赛,按现在的说法,这就是当年中国启动“乒乓外交”的标志性行为。

时间又过去一年,这次轮到羽毛球队迎来出头的日子。1972年1月20日,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督办下,王文教在北京重组了新一届国家羽毛球队。此时,21岁的庾耀东还在广东省羽毛球队跟随侯加昌进行日常训练,和他当时一起练球的,还有侯加昌的弟弟侯宏昌,按照庾耀东的说法,侯宏昌的球技是高过他的,但最终却是庾耀东入选了那年的国家队。庾耀东说,他是沾了自己成分好的光———当时,国家毕竟还处在“文革”时期,包括运动队选拔运动员,也要“唯成分论”。侯氏两兄弟属于归国华侨,侯加昌水平高,可以“破格”进入国家队,但侯宏昌当时资历一般,虽然水平也不俗,但还是被工人成分的庾耀东取代。

庾耀东到国家队报到后不久,乒羽两线国家队就接到一项政治任务———为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进行表演赛。作为广州体育界第一个世界冠军得主的女乒国手梁丽珍,对当年为尼克松打表演赛时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打球那天一进首都体育馆,我们整个乒乓球队,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哇声一片’。就见看台上,观众们穿的都是大红大绿,有点金光闪闪或是五光十色的感觉,后来听说,很多人都是穿着结婚时的衣服来的。就算不按现在的眼光,我也觉得那时候大家其实穿得挺土的,尤其是我们这些还算见过些世面的运动员,都觉得这样穿有点穿过头了,但当时没人敢把这话说出口,因为观众们穿成这样来体育馆肯定也是组织上下了指令的。”

但在乒羽提前嗅到的春天到来的气息里,仍还夹杂着寒流。1974年初,“四人帮”发动“批林批孔”运动,是年底,江青越过当时分管体育的邓小平,直接插手起国家体委的事务,她打出的“体育革命”的口号,令体育界掀起一股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思潮,体育界成为“封资修王国的前沿阵地”,整个中国的体育事业遂再次跌入低谷。

这样一种情形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即“文革”结束才得以终止。在此之前,庾耀东和他的队友们,经常出现在大寨虎头山的某块农田,和所谓的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一道,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这期间偶尔有球打,是因为有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友邦访华(或中国队应邀出访),但这种比赛运动员得到的实战锻炼并不多。1970年代,作为中国传统优势项目的乒羽在世界上已处于领先地位,但按照国家下达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指导方针,很多时候中国队必须让球给对手,以图“增进全世界人民的友谊”。年轻的庾耀东,内心里当时对这样的指导方针还不能完全理解,他记得,那时组织上还要求队员们,球不但要让,还要让得有学问,不能让对手看出来自己是在让球,因为这是国家的“政治需要”。而那个年代的媒体,报道比赛时也都是以此为主,对比赛本身尤其是纯技战术层面的描述少之又少。

“文革”后体育恢复正常秩序的日子是庾耀东最开心的记忆。1978年第四季度,国家将实行改革开放的精神已传达到各运动队,不过庾耀东承认,那时作为运动员,和他一样的很多人对改革开放的标志都还感觉很模糊。此前一次出国时,庾耀东偷偷带回一盘邓丽君的卡带,偷偷听过后,觉得“很人性化、很抒情”,似乎并不是当时舆论所定性的那种“靡靡之音”。作为出国机会相对较多的运动员,庾耀东说,耳濡目染过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程度后,私下里他也不是没犯过嘀咕:我们国家为什么不能有邓丽君唱的这样的流行音乐?又为什么不能发展成像人家那样的富有程度?所以隐约中庾耀东觉得,改革开放应该就是国家要让老百姓都过上吃喝不愁、同时手里还有闲钱的好日子。

而那时和庾耀东同属国字号阵营的运动员们其实也算是先富起来的一类人群了。借出国打比赛的机会,他们可以在免税店订购一些稀缺物资,然后在国内的指定仓储付款提货。1979年,庾耀东就曾经仅以300港元购得一台17英寸的彩电,另外他还用相当于2900元人民币的低价买下一部雅马哈摩托车。庾耀东说,同样一款车型,当时在国内即便能买到,也要5000元人民币。至今忆起骑着那辆摩托车从人前穿越时的情景,庾耀东说他仍能产生当初那种“威风无比的感觉”。

最难忘的人和事:亦师亦友侯加昌

1965年我14岁时进入省集训队,一年后正式留队,可正当我想借这个机会大展宏图的时候,“文革”突然说来就来了。整个体育界因为这个也就耽误了,虽然队里照旧管运动员饭吃,但训练基本都停了。

我比较幸运,遇到了从印尼归来的侯加昌,那时候别人都搞大串联去了,我却听了侯加昌的建议,每天跟他坚持训练。侯加昌大我11岁,我们俩亦师亦友的关系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那时候队里也没什么装备,球拍是侯加昌从海外带回来的,没有球,但球又是易耗品,都是侯加昌自己出钱去买。还有营养品,是他香港的亲戚邮寄过来的,每回练完他都分给我吃。

也正因为“文革”前期训练没有荒废,1972年国家羽毛球队组建,我才能跟侯加昌一同入选。长时间在一起练,我和侯加昌之间早就形成了很好的默契,双打配对时,我们的一个动作、一个眼神,彼此间都能心领神会。那时候侯加昌经常告诉我说要“隐蔽自己”,意思是说打球时千万不能紧张,尤其是不能在脸上有什么明显的表情流露,因为这样很容易被对手察觉出来,也就有可能在精神上被对手压倒。有时候我们比赛中受了点轻伤,都是互相小声提示一下,告诉对方要通过什么方式来弥补这个,总之是坚决不给对手看出来。有时候我们打比赛还会出现反胃、呕吐的情况,侯加昌比较有经验,他会拿个浴巾装做擦脸的样子,偷偷地把呕吐物吐在浴巾上。

1978年,我和侯加昌合作,得了在曼谷举行的第一届世锦赛男双冠军。其实那次拿冠军是很悬的。决赛中我们的对手是东道主(泰国队的沙律/沙威组合),我俩先胜了第一局。第二局下半局,侯加昌一次跳起扣杀,小腿在着地的时候不小心给拉伤了。马上他就趁靠近我的机会不动声色地告诉我这事,让我多跑动、多补他的位。

接下来我就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按照侯加昌说的那样去做,这样有伤的侯加昌就能多待在网前。他不用大范围地跑动,对方哪能轻易看出他受了伤的破绽。

果然泰国的那对组合没有发现侯加昌是带伤打的,我俩咬牙拿下第二局,最终得了世界冠军。事后侯加昌还说了,假如对手发现他受伤而改变战术,我们可能拿不下第二局,再打决胜局的话,胜负就真的很难说了。

1980年之后我退役当了教练,时常也给我带的队员们讲当年这段古,我要告诉他们的也是当年侯加昌教给我,并且让我一辈子受用的财富:学会“隐蔽自己”。

同题问答

南都:你从事体育工作的动力是什么?

庾耀东:首先是我自己对打球感兴趣,另外感觉当运动员很自豪,能出国,并且有机会代表自己的国家打败外国人。

南都:当初怎样走上体育之路的?

庾耀东:进入上世纪70年代,国家已经形成了业余体校机制,像广州,发展得更早,那时候连区一级都有体校了。我是13岁那年报名参加业余体校举办的中小学生羽毛球训练班,这个班是广州市体育馆办的,后来通过层层选拔我进了专业队。

南都:请从工资、奖金、装备、伙食和训练条件这几方面,说一下你当时的待遇。

庾耀东:1972年刚进国家队时,我的月工资30多元,拿世界冠军后涨到41元,另外每月还有30元的世界冠军津贴。运动员生涯中我还拿过一次高达300元的奖金,那是1978年世锦赛,我得了单打和双打的两项冠军,当时和我配对拿双打冠军的侯加昌也有这300元的奖金。装备方面,我们羽毛球国家队的服装都是梅花牌的,在当时绝对是名牌。至于吃的和训练条件,因为羽毛球比较受国家重视,相对都还是很不错的。

南都:你如何评价认识运动员当时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

庾耀东:“文革”期间运动员属于上层建筑,“文革”后尤其是1978年国家改革开放后,随着舆论不再否定上层建筑,运动员的社会地位逐渐有所提高,体育领域不再被说成是“封资修王国的前沿阵地”。

南都:你那个时代的运动员退役后主要有哪些选择?

庾耀东:服从国家分配,因为不服从就意味着没工作,没工作在那个年代属于不光荣的事,所以没人敢不服从国家分配。 (本文来源:南方都市报 ) 李荆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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